彤雅立，本名周郁文，現任職於輔大德語系，身分是譯者、詩人和教育者。
彤雅立的書寫，始於二十四歲的台北。那時的她，是譯者、是詩人，是往邊地裡活的靈魂。那時的她，內在尚未明朗，輪廓被世界拉扯成各種模樣，內心情緒渴望一個出口；而後她到了柏林，成了活在邊地的人，埋首於圖書館內研究和書寫，同時梳理自我，不安於被歸類也不急於尋找歸屬，手裡緊握著創作的籌碼，與世界交涉；十年後，邊地的女子回鄉，這時，天比較亮，內在更明朗，在台北－柏林－台北的往返中，篩出更飽滿、更多元、更矛盾的自我。
輯一、「就是很怕被注視吧，很怕被觀看。」
有一件隱形斗篷叫彤雅立
「因為害羞啊，就是觸及到自己一個很害羞的狀態，包括取筆名這件事情。」採訪時談起彤雅立這個身分，老師用一種極其特別的語氣應對，羞赧而堅定，輕柔卻載有份量。
任職於輔大德語系近三年時間，彤雅立像披著隱形斗篷般在文壇和教育界裡穿梭，譯者、詩人和教育者的身分之間似乎隔著一道透明的牆，刻意被守護。文壇的人不易知她是位教育者，同事和學生們若未特別留意，亦難將目光定焦於她身為教師之外的底蘊。「嗯，也不想讓家人知道。可是後來大家都知道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語氣一轉，她率性冷靜的一面又浮現。
矛盾性格由此可看出，一如她害怕被注視，害怕成為焦點，卻選擇從事作品必然會被多達百萬人閱讀的翻譯工作。
彤雅立於西元2000年自輔大德語系畢業後，開始書寫與翻譯，於記者時期也開始第一部長篇翻譯作品--葉利尼克的《美妙時光》。「差不多是在我2006年的時候翻的，那本書讓我確定了自己想要做文學翻譯這件事情。」在《美妙時光》書裡，葉利尼克將情慾的流動和美感轉換成飽含音樂性的文字，「我覺得我有能力去把它呈現出來，是很鼓勵我的。」書寫的成就感始於感知文字的能力和譯作，而文字底蘊和積累則源於父親四書五經的絮語及記者工作的日月磨練。「我爸每天都在家裡朗讀四書五經，我從小是聽文言文長大的，所以我對於文字的感受度也許是在成長過程之中被植入晶片了，我對於文字的感受性會比其他人來得強。」彤雅立說，一位譯者的誕生通常需要兩代人的培養，從家庭開始，而後是校園和社會，如若家庭無法做到養成孩子閱讀的習慣，那麼校園和社會是否能做到？彤雅立表示，這亦是她目前身為大學教育者位置上需要思索的問題。家庭教育為她植入感知文學的晶片，而她帶著晶片去感知社會和生活細節。
社會對於她書寫方面的磨練，就在她於破周報擔任記者的那一年裡，「我每天帶著錄音筆，訪談四十分鐘，我要寫800字的報導，或者是寫一篇2500字的報導，這些都在磨練我的書寫。」彤雅立說。被迫每週必須產出大量文字的她，練就一身處理各種複雜議題和影像的本領，奠定她寫作的基礎和喜愛。
「因為破報是比較左派立場的，比較社會批判的報紙，所以我常常被迫寫作好像要拿著一把銳利的刀那樣。」
在破周報的彤雅立，筆尖書寫女性議題，書寫對社會、對議題的憤怒和批判，她形容自己當時就是現代年輕人口中的「憤青」。不安、騷動的年輕靈魂在千禧年前後那個一腳困於保守，一腳嚮往自由的年代，就像跳華爾滋般，讓她無論往哪個地方衝撞都像在原地踏步，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時刻，那樣的情緒下，周郁文藏進了彤雅立的斗篷裡，內心無以名狀的情緒讓她開始將書寫方向拓展到詩作，逐漸回到翻譯的主軸上，並離開了報社。
提到筆名的由來，背後原因也帶有股女性的傲氣，「因為我不想要用父系的姓，但是我也不想用我媽媽的姓，母親的姓其實也是來自爸爸。」骨子裡對規則和體制的叛逆體現在筆名上，後來她去翻了《說文解字》，發現「彤」在古代可以作為一個姓氏，並且有「女子從文墨之事」之意，而選定這個字作為她身分的代表。
「寫詩這件事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它不是我意識到才開始做，而是我做了以後才意識到我做了。」
約莫是2003年，彤雅立開始提筆寫詩，這時她的詩就是單純抒發內心的情緒和衝動，對於寫詩這件事，她是如此形容的：「它是一個靈感要迸發出來，要一直帶著紙跟筆在身上把它寫下來，那是一個發自內心的衝動。」但這樣的時刻並不是永恆不止的，情緒抒發到一個階段，就如休眠的火山般進入了間歇期和休息期，直到2008年她到了德國柏林留學後，時間和心靈忽然騰出空間，才意識到，自己竟已累積上百首的詩作，於是她著手分類整理這些作品，集結成冊並出版。
邊境，是創作間流露的氣息也是不被定義的空間
彤雅立的第一本詩集名為《邊地微光》，收錄 2003 至 2009 年共 80 首詩作，邊地、邊境一直是她注視的場域和散發的氣息，也是她創作的素材來源，彤雅立將一般人普遍嘗試遠離的邊境視為自己的舒適圈和創作特質。提及背後原因，她說或許是因為自己在原生家庭中處於較邊緣的地位，在成長過程中感受到的壓迫感是比較重的，因此她對於家庭中被壓迫者的角色，或是社會中被壓迫者的角色是比較賦予同情的。
「我會特別地去注意那些比較細小沒有人去看見的那些東西，所以就變成了我的寫作題材，我發現我得過的文學獎的作品都是跟邊境有關的主題。」她曾在路邊看到收紙箱的小孩，動筆寫了一篇小短文〈紙箱兄弟〉，得到台北縣文學獎；在前往雲南和西藏地理邊境的背包客過程中，書寫了〈邊陲記〉一文，記錄旅途的驚險過程，同樣獲得文學獎首獎。「我覺得這一些過程好像都是在印證我對於邊境的喜歡吧，邊境確實難以跨越，因為我覺得沿途經過很多地方，這些地方都有歸屬。」也許如彤雅立所說，許多地方都有其歸屬和所趨，但她嚮往的是遺世獨立的生活，寫作幫助她形塑自我，在整理作品的同時也整理自己的思維，寫作之於她，就是一場重新組構、研究內在的默劇。心靈上的自給自足使她一個人就具備強烈的完整性，別人難以踏入、也不易窺探。
輯二、基因裡的德語DNA
走過年少輕狂 邁向為人師表－那些過去的彤雅立，都能為下一個角色所用
：「我們好像是個演員，在演這個作者的精神內涵。」
談及彤雅立，除了詩人之外，不能忽略的就是她作為譯者的角色，她對於作者－譯者－讀者間的關係是這樣詮釋的：「成功的譯者是要讓人看不見他的存在，讓讀者在閱讀時看不見譯者的影子，就好像作者在你的眼前，但事實上這是要下很多功夫的，這功夫就像我們是個演員，在演這個作者的精神內涵。」當譯者能夠附著於原著作者的靈魂之上，就能傳遞作者所要傳遞的精神，詮釋作品的形與神，也就是內容和精神，就像作品的中文分身一樣，呈現在讀者眼前。
譯者就是集理性客觀和感性主觀為一體的偵探
彤雅立說，翻譯初期如同做研究和辦案，需用冷靜的雙眼去抽絲剝繭爬梳譯本最精確的意思，想像小說意象和情節時，則需打開全身的毛細孔，感受劇情的高潮迭起，用細胞內的文字底蘊去轉譯故事情節，譯者須具備最冷靜的眼睛和最敏感的心思才能完整呈現作者所思所想。不僅如此，在與編輯討論翻譯稿件時，更要時刻站在作者的角度與編輯搏鬥，「這就是譯者的使命啊，好困難啊太困難了！」，對於譯者身負作者和讀者間橋樑的大任，彤雅立感性地在採訪時說出這句話。
除了進入作者的精神內涵、將作者思想傳遞給讀者外，她對於翻譯還有著許多期望和寄託。作為一位大學學生的教育者，她對德語文學翻譯的期望則落在學者和出版界間的橋樑。不管是二十年前或現在，英美文學的蓬勃度和譯者數量皆佔全球文學翻譯的大宗，德語文學與其他小語種在華語世界中被翻譯的經典文學數量微乎其微，彤雅立說，英美的經典文學基於商業利益，透過版權代理公司經手的新書不斷地擁有多種語言譯本，這都是德語文學中鮮少出現的情況。
彤雅立說，德語一直都是相對弱勢的語言，在60、70年代，許多著作都是從德文或日文翻譯成英文再翻譯到中文，在這語言一來一往間，容易丟失了文字的美感，如同她第一部翻譯作品《美妙時光》，書中以德文闡述的音樂性若是從英文角度過篩，原有的音樂性就只能淪落於描繪情慾的Ａ片罷了。
她希望德語文學能夠從經典「直譯」做起，彤雅立解釋，弱勢語種的翻譯不管在公版權的經典文學還是新書的翻譯，都需要透過譯者或出版社的選書人積極爭取，「就算是德語文學史上的經典，都還不見得找得到中文譯本給學生。」一句話道出德語文學翻譯在華語市場的缺乏性。
身為德語文學翻譯宇宙的一員，體內同時植有文學和德語晶片的彤雅立認為自己有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去挖掘被版權代理公司忽略的文學經典，「我覺得德文一直相對弱勢，一直缺乏這樣的文學橋梁，也就是說，整合德語文學與古今中外的東西之後，帶著這些知識去出版圈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所以其實文學導讀課程對我自己幫助也很大，因為他讓我去爬梳一些我平常不一定會去看的那些橋段、那些文學史的時代，有一些時代是我們所忽略但是他又有一些重要的東西，其實就是需要教授這個角色的出現。」於是不管是教師還是譯者，對於彤雅立而言都是一種分身，每一個角色總有她要做的事情，並帶著上一個角色的餘溫，與下一個身分相遇。
彤雅立說，到她晚年時期，最想翻譯的就是童話故事全集，翻譯會是她一直做下去的事情，這已經成為她生命中的一部分，她說翻譯就像是修行、練功夫般，永遠都還能更精益求精。
輯三、 創作的身軀
「我覺得這個時代有點孤寂，這個孤寂是因為科技、環境、疾病使然，我們應該創造一些讓人不孤寂的事情。」
身處孤寂的時代就要做一些讓人不孤寂的事，「創作」是彤雅立勾勒自我輪廓和觸摸時代細小紋理的方式，她用文學、聲音、創作與世界交涉，她說自己之所以在這個時代不孤寂，是因為她一直在創作。她與音樂家謝杰廷共同創辦《月照無眠詩聲雜誌》（與彤雅立第二本詩集同名），透過中英雙語，以音樂詮釋詩作、在台德兩地創立「紙莎草聲音文學社」，並在柏林籌辦「影像詩之夜」、以藝術家身分到寶藏巖駐村，以《邊地微光》詩集和音聲的交會，推動讀者感受並思索邊地的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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